精神病学与同性恋的恩恩怨怨

前不久，金马奖影后吕丽萍在微博上发表反对同性恋的言论，此举招来众多网友口诛笔伐。
公开反对同性恋在今天似乎已成为一种禁忌了，但仅仅十年前，同恋性还被中国精神病学界视为一种精神病，一些同性恋者还在向精神科大夫寻求治疗。回顾同性恋与精神病学的恩恩怨怨，犹令人感慨。
在西方，随着世俗社会的兴起，精神病学界逐渐取代教会成为反对同性恋的主要势力。
精神病学将同性恋视为“性倒错”、“性变态”、“性错乱”，将其归为一种人格障碍与行为障碍，并相应地创造出了一系列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厌恶刺激、阉割、大脑手术、激素注射等。
1950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同性恋和其他“性变态”者在政府部门的受雇情况，由精神病医生为主的调查委员会认为同性恋“缺乏正常人的感情稳定性”，并指出他们倒错的性格和薄弱的道德力量不仅使他们没有责任感，而且容易被人敲诈勒索，同性恋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会逐渐从内部破坏美国社会。结果，杜鲁门总统签署行政令禁止同性恋者在政府部门中工作，隐蔽在街头的同性恋酒吧也经常遭到警方突击搜查。金赛(Alfred Kinsey)在194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发现，美国37%的成年男性有过同性性行为。这个调查结果让很多同性恋知道了这个世界存在千千万万的人与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19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胡克(Evelyn Hooker)做了第一个关于同性恋是不是精神疾病的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同性恋者并不一定有精神缺陷或是心理变态。这个研究在同性恋圈里传播很广，并成为此后同性恋运动的最重要的武器。

1969年6月在纽约格林尼治村发生的“石墙骚乱”使同性恋组织开始公开化。接着，美国同性恋运动的斗争前线是精神病学界，同性恋的活跃分子将他们的愤怒集中于一个要求：同性恋必须被剔除出精神病学会的疾病分类。
美国当时精神病学的学术会议经常遭到同性恋者的骚扰，会场也被他们搅乱。在1971年的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董事会上，同性恋曾夺过话筒，向精神病专家喊话，他们还冲进会议的展览厅，威胁一些商家必须撤下有关治疗同性恋的器具，否则他们将砸掉他们的展台。同性恋者的对抗行为非常激烈，以至有些精神病专家惊恐地将同性恋活动分子比作纳粹。[page]
同性恋组织与精神病学界冲突不断。终于在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董事会决定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但这一决定遭到了众多会员的反对，学会内部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学会决定以会员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同性恋的命运。一共有一万多名精神病学家参加了投票，其中58%的人赞成董事会的决定，37%的人表示反对。到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也以同样的方式将同性恋剔除出了精神疾病的行列。同性恋被以投票的方式结束了它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历史，听起来很荒唐，但这却是真实的故事。

再看同性恋在中国的境遇，也是值得玩味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同性恋既没有制度性的压迫，也没有社会性的歧视。然而，西方的精神病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精神病学界也鹦鹉学舌般地把同性恋当成了一种疾病，并在“科普”过程中让这一观念被社会广为接受。于是，西方社会压迫同性恋者的历史也开始在中国社会重演了，直到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界顺应潮流把同性恋剔除出了精神病的行列。
历史是吊诡的，在同性恋除病化之后，虽然仍有很多精神病医生将同性恋视为一疾病，但精神病学却从同性恋者的敌人变成了同性恋运动的重要盟友。例如美国的精神病学会不但在责难政府对同性恋的歧视政策，呼吁社会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还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甚至，同性恋者还建立起了自己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一些试图证明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更优秀的研究时不时地出现在学术期刊上;而同性恋权利运动产生的用于描述对同性恋毫无原因的憎恨和恐惧的名词“同性恋恐惧症”，现在也被精神病学接受，尽管目前还没用于临床诊断。
现在，同性恋者不但可以高调地宣称自己的性取向，而且还可以大声责问那些不理解他们的人，吕丽萍一番反同言论招惹出这么多是非，还被人骂作“精神病”。也许有一天，“恐同症”会真的成为一种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病，“吕丽萍”们将会在精神病院接受大夫们的治疗。这并非不可能，在一个充满禁忌的世界，任何一种思潮都可能被视为“精神病”;在一个不开放且缺少宽容的社会，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被为“变态”。

从同性恋与精神病学的恩怨来看，精神病学尽管声称是一门“客观科学”，但它仍然仲裁人们的言行，判断人们的言行是“正常”还“变态”，而这个标准却并不是真正的医学标准，往往以主流的道德观为参照，以意识形态来判断，它的诊断与研究虽然在倡导价值中立，但却总是在驯服那些不服从主流价值观的人。